陈为军不停地吸烟，烟盒里、茶几上的烟被抽完。他又从烟缸里扒拉出烟蒂，小心地撕开，拈出烟丝，用纸草草地卷起点燃，再吸。

我开始听他讲拍这部片子的幕后故事。

我担心马深义会拒绝，没想到他一口应了：“中！咋不中呢？”

2001年春天，武汉来了5个艾滋病人。

请这5个人来的，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，他是第一个发现河南“艾滋病村”的医生。他自己花了十几万元，去河南十几趟，结果发现的病人越来越多。他觉得靠个人的力量完全不行时，说服了这几个病人，到武汉来公开面对媒体。那时候，国内还没有一个艾滋病人敢把自己的脸放在屏幕上，要全打上马赛克。

开始，老桂把病人安排在一幢医院宿舍楼里住，结果引起轩然大波。医院宿舍区的居民知道了跟他吵，还要给市长打热线电话投诉。最后，老桂做了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，把5个病人带回自己的家。

老桂在我心目中是个圣人，我很早就采访过他，他的家我也常去。可是那天，我进了他家后特别紧张，他家的板凳我一个都不敢坐。在这之前，我从没接触过，也没见过艾滋病人。

那一幕让我触目惊心。

餐桌上铺了一层报纸，老桂亲自给病人抽血样。5个病人里有一个男婴，因为孩子的血管细，血要从脖子上抽。孩子被按在餐桌上，手里紧攥着一根小麻花儿，是一个女记者买给他的。往他脖子上擦消毒水时，孩子还四处张望，没哭，等针头一扎进脖子，他眼睛一闭，哇———地一声大哭起来。可针头一拔，他立马就不哭了，赶紧把麻花塞进嘴里吮着。我的眼泪，一下子糊住了视线。

这个男孩叫马占槽，同来的有他的爸爸马深义，妈妈雷妹。我还得知，他家还有俩女孩，二女儿马荣4岁，跟我女儿一般大，也是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。我就这样认识了马深义一家。

在农村，家里有一个病人就会被拖垮，因病返贫，何况这个5口之家，竟有4个艾滋病人。

我自己出生在农村，我很想知道，他们这家人，遇到如此灾难，面对生死，会如何选择、如何活下去。我想记录这些最贴近生命本质的东西。

当时我就问马深义，拍你们家，行不行？我担心他会拒绝，没想到他一口应了：“中！咋不中呢？”

那一晚，我被拍摄方案搅得一夜无眠，各种各样的细节在我的脑子里滑来滑去，但我还是想简单了，在后来历时一年的拍摄中，我要见证的是令自己人生观、生死观发生巨大变化的生命惨剧，其间，我几乎承受不下去……